放弃社保不划算

《财经》此次遴选的周其仁和范必两位学者，一位是始终身处改革前沿的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深切了解改革实践的新锐领军人物，他们分别就如何防止新的半拉子改革，以及如何破除条块分割体制对于改革的禁锢发表见解，在此刊发，以飨读者。

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有利于评估国家和地区资产运营健康状况 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能准确反映一国债务风险、评估其偿债能力的分析工具，已为国际社会所青睐，并成为把握一国和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三)有利于提高宏观管理水平，提升政府管理透明度 对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和监控，可以提高国家财富管理水平和透明度。例如，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国家或农民集体。这也是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原因之一。编制国家和地区资产负债表，可以监测各部门债务风险。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所获得的收益，理应也归国家所有，而国家的代表，则只能是国务院，而不应是其它层级的政府。

(四)准政府债风险 政策性或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具有政府信用担保，其所发行的金融债被视为准国债。同时，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水平，使上缴利润水平提高到30%甚至更高。借助空间换时间，中国快速突破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知识瓶颈，造就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奇迹。

或许下一个35年会给中国改革另一次机会，迎归思想市场。又譬如，官方推行的农业改革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确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粮食进口和减少粮食征购也成功地缓解了农业的压力。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在当时，官方改革虽然得到政府的保驾护航，但处处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现有体制的制约。

况且，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拼图游戏，如何十里挑一，找出最有胜算的玩家并非易事。分田到户是忍饥挨饿的农民摆脱饥荒的通常手段，乡镇企业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是待业青年自谋出路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1992年价格改革结束了价格双轨制，1994年财税改革简化税制，随后的国企改制斩断了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利益链。这种有产量无产品的窘困曝光了世界工厂桂冠下的寒碜家底。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有两条战线，官方改革与民间改革。在收集材料、阅读文献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有关改革的程式性论述似是而非，对理解中国改革启发不足。

可行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即时传开，反馈给整个系统，为下一轮的经济试验提供参考。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疲软是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是背负着屈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拽进现代社会的。  区域竞争破解发展速度难题   中国经济大转型的一个难解之题是它的发展速度。

这些民间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幸运的是，在民间，在公有制经济的铁手铜臂伸不及、掩不住的边缘地带，市场在狭小的空间里顽强地挣扎。

根据目前通行的历史划分法，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再则，没有最终最好的知识，任何知识（科学、技术、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和艺术等等，即西哲波谱尔所谓第三世界）都可以永无止境地被提高和改进。

但是，中国一旦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改革的主要瓶颈便是知识贫乏。解开这其中的奥妙，区域竞争是关键。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则以建立市场秩序为主要标志。中国经济改革比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方掀起的去管制化浪潮先行一步，而且立竿见影地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中国犹如一片孤舟，在暴动和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从一个风头浪尖抛到另一个风头浪尖。于是，设备和技术均落后于人的乡镇企业能完胜国营企业。

改革在中国有了新的命运，中国也因改革而新生。所有的企业接受同一个产品市场的约束。

新八字方针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而边缘革命虽然饱受政策上的歧视，却享受更多的运作自由，也时刻面临市场的选择和淘汰。

一个泱泱大国，每个省份就人口而言可与不少国家匹敌，且不说巨大的地区差异，能在二三十年里从统制经济跨步到市场经济，的确前所未有。各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摸索，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逐渐融合成一个开放的共同的市场体系。地方竞争犹如千舟竞发，大家都凭借本事和运气，摸着石头过河。同时，竞争也是经济变化内部衍生的动力，从而不断创造知识的过程。如果多种不同的实践齐头并进，知识积累便有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

制约官方改革的首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区域竞争引导地方政府竞相为市场搭台，为企业家创业服务。

对任何一位玩家而言，熟能生巧，时间是决定技能和知识积累的主要因素，虽然不同玩家的学习速度不一。实践出真知，但知识积累需要时间。

计划经济的丧钟也由此敲响了。第三个办法是让十位玩家同时上场，每人一幅拼图，各自独立作业，但大家可以互相观摩。

而俄文和土耳其文译本也在准备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安徽和四川等地率先破除旧习，开改革之先河。诚如哈耶克所言，竞争即是发现知识的过程。相比而言，20世纪的中国工业革命在创新上却乏善可陈。

于是，如何通过竞争，甄别知识，让知识不断进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是思想市场面临的大挑战。但由于知识隐而不现，不仅看不见摸不着，有时甚至不可言传，更无从计量，没人把知识看作生产要素。

在工业方面，大幅度削减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投资,扩大轻工产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加强民生建设（提高工资待遇，缓解住房难）。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演绎了一出空间换时间的乾坤大挪移，利用中国地广人多的空间优势加快了改革速度。

我们只有在经济结构上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解释为什么千千万万灵巧、坚韧、埋头创业的中国企业家群没能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这种安排显然更好地做到了群策群力，才尽其用。